创伤既然相同，痛处也更容易接近｜《家庭的戏剧·伤寒病》
“在这个时候，每一句同情的话，每一滴为着同样悲哀而流的眼泪……都有不可思义的力量。”
——赫尔岑
流亡欧洲期间，俄国作家亚历山大·赫尔岑花十五年以上时间写成了一部包含着日记、书信、散文、随笔、政论和杂感的长篇回忆录《往事与随想》，巴金先生翻译的《家庭的戏剧》就是其中一部分。
《家庭的戏剧》在时间轴上涵盖1848年——1852年的幽暗岁月，涉及赫尔岑家庭的变故等个人遭际，也写尽法国革命失败后的时代风云。 屠格涅夫生前见过这一部分的原稿，他后来对人说：“这一切全是用血和泪写成的。”
[俄]赫尔岑 著
巴金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2019年1月出版
伤寒病
一八四八年冬天我的小女儿达达病了。她不舒服了很久，后来有点发热，过后又似乎退了热。那个有名的医生赖叶，劝我们不管冬季的寒冷天气带她坐车出去走走。
这一天天气非常好，可是并不暖和。我们把她带回家的时候，她的脸色异常苍白；她说要吃东西，等到人把肉汤端上来，她已经在我们身边沙发上睡着了；过了几个小时。她一直在睡。医科学生阿道夫·福黑特（博物学者福黑特的兄弟）碰巧在我们家里。
“你们看这个孩子，啊，这不是自然的睡眠。”他说。她脸上那种死人似的青白色使我害怕，我把手放在她的额上，完全冷了。
我亲自去找赖叶。幸好他在家，我就拉他到我家里来。那个小东西还没有醒。赖叶抱起她，用力摇着，又叫我大声唤她的名字......她张开眼睛，说了两三句话，又闭上眼睛，死一样地沉沉睡去了；人几乎觉察不出来她还在呼吸。
她就这样地过了好几天，没有什么大变化，她不吃，而且差不多连水也不喝。她的嘴唇变成黑色，她的指甲成了深青色，满身发出了点子——这是伤寒症。
赖叶差不多什么事都不做，他等待着，守着病人，他并没有给我们多大的希望。孩子的面容很可怕；我每小时都等着她死去。
妻脸色灰白，默默地，整天整夜坐在小床前，她的眼睛罩上一层珍珠似的光泽，这泄露出她的疲倦、受苦、 竭尽的精力和过度紧张的神经。
有一次在夜里一点到两点之间我忽然觉得达达不呼吸了。我望着她，不敢露出我的恐怖。妻猜到了这个。她说：“我的头发晕，给我一点水。”我把杯子递给她的时候，她已经不省人事了。
《巴金译文集》
伊（凡）·屠（格涅夫）在我们这里，他是来分担我们这种忧愁的时刻的，他便跑到药店去买阿摩尼亚精。我呆呆地站在两个失去知觉的身体中间，我望着她们，没有一点办法。女仆擦着妻的手，用水打湿她的太阳穴；过了几分钟她醒转来了。
“怎么回事？”她问道。
“好像达达睁开了眼睛。”我们的善良的好鲁易丝说。
我看达达，她似乎醒过来了；我轻轻地唤她的名字；她张开眼睛，动着她那发黑的、干燥的、裂开的嘴唇微笑。从这一分钟起她渐渐地好起来。
世间有不少的毒药比孩子的病更残酷、更痛苦地毁灭一个人，我知道它们，不过我以为再没有比这一种慢性的毒更可怕的了，它慢慢地消耗一个人的精神，静静地腐蚀他的力量，而且叫他扮演一个无能为力的袖手旁观者的脚色来侮辱他。
一个人，只要他有过一次把一个小生物抱在他的怀里，觉得那个身体渐渐变冷、变重、最后变成了石头，只要他听见那个脆弱的生物用来求怜悯、求救助、 求保全生命的最后的呻吟，只要他看见桌子上面放着罩上粉红缎子的美丽小棺材和滚花边的白色小衣服、 衬托着黄色的小脸，那么他在每次小孩生病的时候都会想到：该不会再有一个小棺材放在那张桌子上吧！
灾难是最坏的学校！固然一个经验丰富的人比别人更能够忍受灾难，但这只是因为他的心灵受了伤、 变软弱了。
一个人所遭受的忧患会使他慢慢地衰老而且更加懦弱。他失去对于明天的信心，事实上没有这种信心什么事都做不出来：他对任何事情都更淡漠、不关心，因为他已经习惯于那些可怕的思想了，到后来他便自私地害怕受苦，这就是说，他害怕再感到连续的锐敏的痛苦，连续的苦闷，关于这种痛苦的记忆不会像密云从天空消散，它们永不消失。
一个病儿的呻吟给我引起莫大的内心的恐怖，使我起了寒颤，我因此不得不努力抑制这种纯粹刺激神经的记忆。
就在这一夜以后，第二天早晨我头一次出去在街上闲走；天气很冷，人行道上铺了薄薄的灰白色的霜；不管天气寒冷，不管时候这么早，马路上已经挤满了行人；卖报小孩高声叫卖《公报》——五百多万选票把神圣的法兰西放在路易·拿破仑的脚下。没有仆人的冷清清的门房里终于找到了一位主人！
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法兰西第二帝国开国皇帝
......正是在这种忧患与紧张的时期，一个人进到我们的圈子里来，他给我们带来了另外一连串的灾难，他毁了我们的私生活，像六月的凶日子毁了我们的公众生活那样。
这个人很快地接近我们，他逼着我们同他结为亲密的朋友，不给我们考虑的时间。......在平时我很容易结交朋友，不过要跟人成为知己却需要长久时间；然而这一次（我再说一遍）并不是寻常的时候。
我们的神经完全没有受到庇护，而且时时发痛；甚至随便的会见、细小的过去纪念物都会使人浑身颤栗。
例如，我记得在炮轰以后三天的光景，我在圣安东乡散步；一景一物都仍然留着激烈战斗的新鲜痕迹，残破的墙垣还立在那里，障碍物也不曾被人拆去，受了惊的脸色苍白的妇人在寻觅东西，小孩们在瓦砾堆中搜索。......我在一家小咖啡店门前椅子上坐下来。怀着一颗发痛的心看那可怕的景象。
一刻钟过去了。一个人轻轻地把一只手放在我的肩上，——这是多威亚特，一个年轻的热心人，他以前在德国像路格那样地宣传一种新天主教，后来在一八四七年便迁到美国去了。
他脸色苍白，面部在搐动，长发散乱，他还穿着旅行服装。
“我的上帝！”他说，“我们居然又碰见了！”
“你什么时候来的？”
“今天来的。我在纽约听到二月革命，听到欧洲各地发生的一切事情，我连忙把我能卖的东西全卖掉。拿起我所有的钱，怀着充满希望的快乐的心，上了轮船。昨天在哈佛尔，我才听见人说起最近发生的事情，我绝对想不到情形会变得这样坏。”
我们两个人又对看了一次，两个人的眼里都充满了泪水。
“我不要在这个该死的城里住一天，单单住一天也不行！”多威亚特激动地说，他真像一个年轻的利未的先知 。“去吧！我要走开！再见，我到德国去！”
他真的走了，给关在普鲁士监狱里，在那里住了六年。
我也记得《加地立那》的上演，这是那个刚强的大仲马当时在他的历史剧院中演出的。
......要塞里装满了犯人，容不下的就成群的给送到沙都狄弗去，或者充军远方，他们的亲戚像不安的鬼魂似地到处奔走，从一个警察局到另一个警察局，要求那里的人告诉他们谁战死，谁活着，谁枪毙；然而大仲马已经把六月的日子用罗马时代的背景在舞台上演出了。
我看过这个戏。起初并没有什么；加地立那影射勒德吕—何南，西塞罗影射拉马丁，全是装满辞藻的古典句子。起义给压服了。拉马丁说着“vixerunt”大步走过舞台；场面换了。广场上遍地死尸；远处有一道红光，垂死的人带着临死的痛苦躺在死人中间，死人身上还盖着血污的破衣服......
我差一点透不过气来。不久以前，就在这所戏院的墙壁后面，在通到戏院的那些街上， 我们不是看见了这样的情景吗！而且死尸不是用纸板做的，淌的血也不是颜色的水，却是从年轻的身体里流出来的。
我差不多歇斯底里地冲了出去，我咒骂那些热烈地鼓掌喝彩的小市民......
在那些痛苦的日子里，一个人不能够在酒店或戏园中坐下去，不能够留在家里或书斋内，却热狂地走到外面。精神错乱，内心颓丧，带着深的创伤，准备着辱骂他所遇见的任何人，——在这个时候，每一句同情的话，每一滴为着同样悲哀而流的眼泪，每一句从相同的憎恨里出来的咒骂都有不可思义的力量。创伤既然相同，痛处也更容易接近。